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瓶颈制约及路径依赖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整体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影响到西北地区综合素质的提高,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状况影响到少数民族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对少数民族下一代的教育。制约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有:自然条件的影响,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历史影响,少数民族封闭心理的制约,女性自卑心理的影响。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社会化发展的问题进行思考,从深层次上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及社会化发展进行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神话传播内容的叙事传输研究——从藏族创世神话谈起

少数民族神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少数民族神话的本体、类型、演变等相关研究已经举不胜举,但对于民族神话传播的研究一直以来相对薄弱。以藏族创世神话为例,基于对藏族创世神话内容的生态特征分析,从叙事传输视角审视藏族创世神话内容,剖析藏族创世神话叙事传输的影响因子和神话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问题,试图对民族神话传播研究有所突破,并且从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的研究中对学科体系完善进行探析。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在多民族国家人民中,普遍同时存在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心理。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意指不同民族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和赞同,而国家认同则指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可和赞同。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统称,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在思想认识上厘清、理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努力实现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略论欧阳修正统观中的民族因素

欧阳修的正统观在早年表现出淡薄华夷之别的超越性,在评判古代政权正统性时重一统而轻种族,晚年却流露出明显的“尊王攘夷”倾向,越来越重视古代政权的民族性问题。欧阳修正统观的发展变化,既与隋唐时期重文化、轻种族的民族思想、正统观的发展有关,又受到了北宋中期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的影响。欧阳修晚年的正统观是宋代正统思想发展由“宽”转“严”的重要节点,其思想为南宋思想家所继承,发展为民族情绪强烈的民族正统观,在元明乃至清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对欧阳修正统观中民族因素的研究,对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仍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     

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教师的跨文化敏感性及其培育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学生走向学校进入了课堂,教师与各民族学生间的 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面对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教师需具备一定的跨文化知识,才能正确指导文化多样的各 民族学生,才能正确处理好新时代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这是民族地区教师教育发展的关键,也是新时期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 代要求。     

凉山贫困彝区扶志的困难与策略

扶志是把脱贫的信心和志气扶起来,摆脱精神贫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彝区由于长期物质缺乏,导致贫困群众精神 层面贫弱, “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凉山地区“扶志”的困难与传统民族文化陋习有关。应该抓住彝族文化特点展开扶志,重 点培养有双语能力的基层干部,把脱贫攻坚的精神融入彝语电影、音乐和壁画,以家庭主要劳动力为重点“扶志”对象。加强贫 困人口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牢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防止返贫。